中欧的黑死病纪念柱

路边，普通的灰黑色旧楼，凸角处有个凹口，放着一支白色的蜡烛，上面一粒小小的火焰随风飘摇，蜡烛旁边有几朵白色的小花，小花下面有行字。心不自觉地抽动了一下，也许有一条生命曾在此消损。可能，比如，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

我们在欧洲城市游走的时候，对这样的情景不感到陌生，也特别感念当地人对人和物事的纪念。小到这样不起眼的点滴纪念标志，大到各种人物事件的纪念碑，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据说，在过去哈布斯堡王朝属地，如今的中欧，奥地利、南部德国、北部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部波兰，很少见到没有三位一体圣柱的旧城区广场，而圣柱的建造几乎源起于感念上苍祛除黑死病的念头，于是，人们习惯于称之为"鼠疫柱"。

满是奢侈品牌店的维也纳格拉本大街，矗立着一座精美华丽的塔形建筑，顶端的三一圣象金光闪闪，柱体环绕着玉白色的浮云和云端九位天使，他们是神与人之间的使者，也象征着鼠疫女巫被天使推向地狱。三层基座为人而设，面向西南的主立面上，下颌略翘的皇帝利奥波德一世佩剑跪倒、右手扶胸，作为代祷者摘下王冠向上帝祈祷。

"利奥波德一世，您谦卑的仆人，将尽所能感激您祛除1679年奥地利的瘟疫灾难"；"仁慈的上帝，您谦卑的仆人，于1679年向救世主耶稣基督发誓：我及我的家族、臣民、军队和所有领地将永远在您的仁慈护佑之下"；以及赞美上帝的誓言，还有故事浮雕、属地徽章，分别装饰着三个主立面和三个方向的副面。

西向神圣罗马帝国双头鹰和奥地利纹章，东南匈牙利双十字盾和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波斯尼亚王国纹章，东北波西米亚双尾狮，以及上卢萨蒂亚、下西里西亚纹章，涵盖神圣罗马帝国的几大组成部分，也刚好大致对应地理方位，同时，金色的徽章上方，分别镌刻圣父创世、圣子救世、圣灵净化。

圣柱最初于1679年动工。

鼠疫。

研究显示，从世纪之初，伴随人类二千年，十四世纪中期在欧洲大爆发、十五世纪中末期在英国大爆发、整个十七到十八世纪在欧洲此起彼伏大爆发，以至十九世纪。时至今日，2010年到2015年全球共报告了三千二百四十八例鼠疫，其中包括五百八十四例死亡。（数据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网站）

1679年。

距离鼠疫第二次大流行的起始年份1346年，已经过去三百多年。

流行病学创始人吉罗拉莫·弗拉卡斯托罗（Girolamo Fracastoro，1477年－1553年8月6日）已去世一百二十余年。

解剖学早期人物意大利的加布里瓦·法罗皮奥（Gabriele Falloppio，1523年－1562年）已去世一百一十余年。

近代人体解剖学创始人布鲁塞尔的安德雷亚斯·维萨里（Andries van Wesel，1514年12月31日－1564年10月15日），已去世一百一十余年。

实验生理学创始人之一英国的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1578年4月1日－1657年6月3日）已去世二十余年。

光学显微镜与微生物学之父，安东尼‧菲利普斯·范‧列文虎克（Antonie Philips van Leeuwenhoek，1632年10月24日－1723年8月26日）四十七岁，他最早记录观察了细菌。

临床教学以及现代学术医院奠基人赫尔曼·布尔哈夫（Herman Boerhaave，1668年12月31日– 1738年9月23日)十一岁。

1679年的六十年之后，疫苗之父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1749年5月17日—1823年1月26日）诞生，他在书中首次使用了病毒(Virus)一词。有人认为医学的现代式始于爱德华·詹纳十八世纪末发现天花疫苗。

1679年的一百七十五年后，约翰·斯诺（John Snow，1813年3月15日－1858年6月16日）发现伦敦霍乱流行的原因在于公共水井的水，将流行病学带入科学领域。

1679年，中世纪的控制传染病的方法以隔离为主，早有拉起防疫线（Cordon sanitaire），防止传染病扩散的记载，比如此前的1666年，在英国伊姆村（Eyam）发生鼠疫，封村之后的十四个月中，几乎百分之八十的居民死亡，直到1667年十一月，没有人沿任一方向越过警戒线。周边社区为伊姆村提供食物，将物资留在指定位置，并接受经自来水或食醋"消毒"过的硬币付款"。

再比如此后的1770年，玛丽亚·特蕾莎女皇曾建立奥地利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警戒线，防止感染鼠疫的人员和物品越境。

1840年代世界上首次尝试进行卫生改革和建立公共卫生机构，1848年英国通过《公共卫生法》；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市政卫生要求，许多城市才开始建造普遍的下水道系统。

1679年。

意大利文艺复兴已开始二百余年，马丁·路德宗教改革运动过去一个半世纪，而英国产业革命，在1679年的八十年后发生。

1679年，维也纳。

奥托一世962年获得教皇加冕成为神圣罗马帝国开端，至此已将近七百年，随着哈布斯堡家族自斐迪南一世开始垄断皇位，维也纳成为神圣罗马帝国事实意义上的首都；史蒂芬教堂1160年建造，维也纳大学1365年成立，维也纳首次议会代表大会1515年召开，最早版本的美泉宫1640年代建造。

1679年，维也纳。

人口十余万，建筑密集，尚无公共排水系统，生活垃圾丢在街头。

作为多瑙河（黑海到西欧）、南欧与陆上（东地中海到德国）贸易重镇，人流集中，而卫生条件落后，为鼠疫大爆发铺好了温床。终至一万二千人到七万五千人丧生。

数字。

三百五十年前的数字背后，同样是三百五十年前的数万个鲜活生命，以及尘埃压垮的家庭。到底是一万二千还是七万五千，到底有多少生命是数字，又有多少连数字都不是，已经说不清。

瘟疫。

伴随着人们的恐慌，宗教势力的投机也如影随形。

当时的皇帝利奥纳多一世任命保罗·德·索拜特（Paul de Sorbait）为议员以及卫生条件总监，他本人则逃离维也纳，并发誓在疫情结束后，将建造一座纪念柱。

保罗·德·索拜特施行卫生管理，并提出远离城市范围焚烧污染物和死者尸体，为了规避不确定的风向，也采取深埋。对比此前的不触碰、不处置有了进步。同时，圣三一兄弟会成立了专门的医院，照顾被感染的病患。

维也纳的黑死病纪念柱，就在这样的社会发展程度、文明条件之下，这样一场大瘟疫之后建造。

开始是一根临时的木柱，1683年，重做总体设计，直到1694年揭幕。

而1683年，瘟疫之灾仅仅四年后，维也纳曾经经历二个月围困，终于当年9月12日，在波兰立陶宛联军协作下，击退奥斯曼帝国军，破围城之困。

在"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不帝国"的、以天主教为信仰、选举君主制为制度的神圣罗马帝国，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瘟疫、战争；罪与罚；都因皇帝的虔诚和代祷而解脱，既是创伤，也是功绩。

格拉本大街上金光熠熠、玉光莹莹的黑死病纪念柱，二十一米高，有人说这是欧洲最精美的巴洛克雕塑。

而唯一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鼠疫柱，在维也纳向北偏东二百多公里处的奥洛穆茨，当时，神圣罗马帝国属下的摩拉维亚，当今捷克共和国。

如前所述，哈布斯堡属地，也就是当今的中欧地区，鲜少没有圣柱的旧城区广场，而作为唯一被收录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三位一体圣柱，这座雕塑的确与众不同。

大体上说，圣柱还是三层结构，顶层是金色的三位一体圣象，中间十米高的砂岩石柱上，高悬着圣母升天群雕，金色童贞圣母玛利亚被两位展翅的天使托举，基座分为三层，每层都环绕着六位圣人的立像石雕，基座地下，还有七层台阶的底座，并围有石栏。

从台阶上去，可以走到基座的第一层，通过窄的拱门，内部是一座礼拜堂。

整座建筑，高三十五米，最大直径十七米。

参与圣柱建造的所有艺术家、工艺师都是本地人，圣柱上绘制的圣人，他们的事迹也和本地有联系。

奥洛穆茨的圣柱在1716年到1754年之间建造，花了三十八年的时间，有些艺术家和工艺师，甚至没有等到竣工就去世了，没有看到倾尽心血参加的工程最终呈现什么样的样貌。

每一尊鼠疫柱，都是一段大故事。

鼠疫肆虐摩拉维亚地区在1713年到1715年之间。

而圣柱建成四年后，七年战争中的1758年，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对奥洛穆茨发动进攻，炮击圣柱，市民们游行恳求普鲁士将军不要向圣柱开火，詹姆斯（James Francis Edward Keith）将军考量了市民的要求，圣柱被保护下来。后来，人们在圣柱上被击中的部位，做了镀金的标志，提醒人类铭记历史。

人的苟活，有赖于忘性，忘记是必然的，记住是偶然；忘性是先天的，记忆需刻意，而堆叠起来的记忆与思考，有可能成为巨人的肩膀。

从大处说，当人类开始用自己的智慧主动影响赖以生存的外界，刻意的记性就变得尤其重要，因为记忆可以成为人类破坏力的约束之一，使之不至于泛滥。

从小处讲，记性可以让人不犯，至少少犯同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