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看望克里玛
初稿2015年，完稿2026年
总是担心打扰，所以，虽然心有想念，还是间隔很久才去看望。
其实，打个电话，克里玛先生总是乐于接受我们来访，甚至有时当我们推开小院门，就看到他在窗口招手。
2009年3月14日
布拉格市中心，阿哈剧场，六位年过古稀的捷克老人围坐着回忆过去。他们都是1977年宪章运动的签名者，作家、记者、心理学家、医生和牧师。宪章公布后，他们继续发布文件批评当时体制下的经济、文化、社会问题，举办各种"地下"文化活动，也暗中出版小说、戏剧、诗歌、评论等，受到公众欢迎。而参加签名的人，却纷纷丢掉工作，孩子升学受牵连，朋友因害怕而疏远……，当他们的社会诉求终于实现之后，并没有得到任何补偿或者回报，只不过回归了原来的岗位，他们说，这很自然，又不是在做生意，当然不要计算和计较。
我们注意到那个身穿棕黄色条绒西装的老先生，头发灰白，眼睛有棱角，鹰勾鼻子，而表情温和、话语轻缓，更多时候在倾听和沉思。坐在他身旁的美丽女士，全身罩在优雅的绿色里，棕红色头发衬着白皙的脸庞，智慧开朗，健谈快语。
他们就是克里玛夫妇。
中国国内已经在推广克里玛的作品，打出来的标语是，"昨天读昆德拉，今天读克里玛"。
其实，这两位捷克出身的作家是同代人，昆德拉仅大两岁而已。他们走入文学并没有显然的先后，他俩曾经是互相熟识的同行。那么，这个所谓"昨天"、"今天"的时间概念，仅仅是针对中国读者。对于捷克，如果要打个标语，在一段历史时空里，有几分像"他们读昆德拉，我们读克里玛"。
有人说，捷克人对1970年代"逃"走的米兰·昆德拉有距离感，当然，也有人辩解说，是我们看不到他的捷克语书。而"从未缺席"的克里玛呢，他的书在东欧剧变刚刚解禁之后，有过骤然间十五万的销量，这个数字对于中国来说也许很平常，但要知道即便当时捷克斯洛伐克还没分家，总人口也就是当时中国人口七、八十分之一的水平。
有人认为昆德拉式的自我放逐是逃避现实，但是如果设身处地地想想，对于作家来说，离开母语环境实在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从另外的方面，距离感和新的环境，有可能为作家们另辟蹊径，相当一些跨越边缘的作家，写出了视角独特的作品，但，这在选择离开的时刻，还无法预料。
在克里玛看来，1960年代捷克的文艺创作环境并不险恶，虽然有审查制度，但并没有失去太多的自由，他们这样的异议作家都可以出版作品，过着常态的生活，还有出国访问交流的机会。而且在这个限制相对宽松的阶段，政府支持艺术创作，曾经起到积极的作用。对于文学写作，经费不是要紧的因素，倒不明显；但对于比如电影创作，有支持则不需要像好莱坞商业片那样去迎合市场。那段时间，捷克的科学、艺术、文学和电影都有不错的发展，出现了闻名世界的作品。
1968年，"布拉格之春"事件，苏联坦克进入的时候，克里玛本人正在英国，夫人和儿子碰巧在以色列，女儿和祖父母在布拉格。境外的三口在维也纳汇合，一起回到家。后来，美国密歇根大学请他去做访问学者，他们全家都去了，任期结束时，也有机会留下，但是，克里玛夫妇选择了归来。
克里玛认为，作为一个作家，在这个时候，和自己的民族在一起是最好的选择，而这完全不是民族主义，仅仅因为他的写作不是追述历史。同时，这也和很多情况联系在一起，当时，克里玛三十九岁，正好是生命的中间阶段，要考虑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和语言。那时候他的英语很好，毕竟有在美国教课、生活的经历，但是，"在外国就像割掉了你的翅膀。对于很多作家来说，这就意味着写作生涯的死亡。所以，我回来了。"按照文学评论家的观点，克里玛从美国回到捷克之后的二十年之间，写出了最好的作品。"我相信，如果当时没有回来，我不会写出那些东西。"
2009年10月12日
布拉格市中心向四区方向，从主路左转进入一条幽静的小街。
天气有些潮湿，零零落落的叶片贴在路面上，右侧大片树林，被各种深红色、金黄色染遍了，左边那幢三层小楼，就是克里玛夫妇的家。
旧房子，打理得齐整、洁净，原木地板，踏出"咚咚"的声响，楼梯间挂满了画儿，很多是女儿的作品。
进到克里玛的书房，他写作阅读会客的地方，书柜占满了几面墙，写作区和会客区之间，也用书柜隔开，书桌、沙发、茶几都是旧式的，几乎没有现代时髦的东西，老家庭惯有的样子。克里玛穿着土黄色粗线毛衣，坐在木转椅上，他正在写作回忆录《我的疯狂世纪》。夫人海伦，还穿着春天那条玫瑰花绿筒裙，条绒外套也是绿色的，她的工作室在另外一层。
我们帮忙安排凤凰卫视的采访，克里玛讲述了那段拒绝自我放逐的故事。
他自己承认，很多人也都这样认为，这种勇敢和乐观来自少年集中营的经历。
克里玛十岁的时候，厄运突然降临到这个犹太家庭，先是父亲、接下来是全家，都被送进特蕾津转运集中营。
我们曾到那里参观，布拉格北面六十多公里的地方。集中营里有些人没能逃过饥饿和疾病，有些人被转到死亡营，也有人直接被杀害。在集中营生活的人，虽然失去了自由，但仍在有限的空间里，不懈地为改善生存条件而努力，尽最大可能维持正常人的生活。大人们自发组织给孩子们教授课程，写诗、作画、演木偶剧，当年的作品被布拉格犹太博物馆收藏，还出版成册。而很多小作者小小地就离开了这个世界，那本著名的《汉娜的手提箱》主人公——小姑娘汉娜从特蕾津转到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惨遭杀害。当年的克里玛就在这些孩子们的生生死死中间，每天面对死亡的发生，伙伴们去了，亲戚们去了，集中营的经历，令他立志当一名作家。
我们不曾有过这样的极端处境体验，只能依靠空洞的想象力。真实的克里玛告诉我们，事实不全是这样，或者完全不是这样。有文章介绍过，集中营的经历使他具有了"大彻大悟"，差不多就是如此，克里玛说，"因为我活下来了，所以我总是认为在国内比国外是更好的选择。"苦难中的侥幸存活，似乎带给他了"曾经沧海"的勇敢和乐观，可以忍受，一切都会过去，从小有过失去几乎一切的经验，似乎令他具备了对"恐惧失去"的免疫力。
讲述这段经历，克里玛如同涓涓细流般地娓娓道来，好像只是一段自然而然的发生。
人们感叹，克里玛经历了两场极权统治。一次在少年，剥夺了他三年多的自由和正常生活，从十岁长到十四岁，另一次从他的青年到中年，特别是正值创作旺季的二十年。
1970年，克里玛从美国回到捷克以后，工作没有了，只能去做邮递员、火车司机、清洁工。可以写作，但是作品不能出版，还经常被警察总局叫去谈话，不过从来没有被逮捕——对于这个情况，克里玛乐观地说，事情没有坏到极点。
他在家里召集被禁止发表作品的作家们定期聚会，大家轮流朗读，最多的时候十五个人，克里玛扫了一眼面前的书房，"当然那时候不是在这里，这里是后来搬的。"他们几年前搬来这里的时候，哈维尔也来参加了乔迁之喜的聚会。克里玛接着说，我当时那个住房最多能盛下十五个人，后来有人告密，电视台安装了秘密摄像机，拍摄来访的客人，片子叫做"我起居室里的反革命"。
他们曾经用打字机，一层层的复写纸，一次性地把作家们私下创作的作品打出十五份。他们不仅出版地下出版物，还把作品偷运到国外发表，于是，当年境外知道克里玛、瓦楚里克、哈维尔，捷克人又从"翻墙"偷听到的BBC那里，曲线听说这些市面上看不到的本国作家作品。1980年代，伦敦出版了《我快乐的早晨》、《我的初恋》等，现在这些书就是所谓的"今天要读克里玛"的部分。
由于有境外版税收入，克里玛的生活一直没有陷入困境，他告诉我们，当时政府的规定是没收百分之九十的境外版税，很荒唐，不过，后来他们找到了留下并且拿到这些钱的方法，于是可以再次度过极权年代，得以存活。
两度极权，对捷克人的伤害，来自西边的德国人和东边的苏联。克里玛说，德国人应该有负罪感，当今的德国人，他们的祖父杀害了成千上百万的犹太人，他们的祖父们是犯罪的，但犯罪的不是这些子孙辈。"我和很多德国人有很好的关系，翻译、出版社经理，他们对人很尊重，我不认为现在的德国会对民主发展造成任何伤害。"而克里玛认为捷克人既不相信俄罗斯人，也并不憎恨他们。
捷克人自己呢？这个民族有过几百年被统治的历史，一战之前的奥地利皇帝，二战的希特勒，之后的苏联，"捷克人可以恨纳粹，偷听BBC广播，同时却又去希特勒的战备工厂上班，同样的，后来的苏东阵营年代，只有少数人一直不和当局合作。"由此，克里玛曾经支持渐进式改革，而不是革命，他说，"人们盼望奇迹，自由可以一下子带来富有和幸福，带来西方有的一切。但是，当然这只是个梦。"
他语速比较慢，对于一些问题，会先追问准确的意思，梳理出头绪，并不急于表达。这种梳理，像是一种坚强的数学模式的思维，如同我印象最深的《刀剑在逼近》和《布拉格精神》中所呈现的那样。有人说过，一个好的艺术家，一只胳膊里流着感性的血液，另外一只胳膊里流着严谨的逻辑的血液，听到这话的时候，我即刻想到克里玛。
他还说自己对于时间和细节的记忆很是模糊，比如，记得是从电视上看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由此可以断定那不是在自己家里，因为自己家里没有电视，但是在哪儿呢却怎么都想不起来。
说到时政，包括人们常谈论的经济危机、里斯本条约，以及欧盟在国际上的整体形象，克里玛认为，欧洲历史上已经太多的杀戮和仇恨，现在的一体化进程，从历史上看，都是很例外的状态，但他很欣慰这种状态的发生，"也许我们以后将不再有互相之间的墙了"。
六十年代的异议人士，到仍然关心时局但是可以专心写作的作家，克里玛在1989年之后坚决地拒绝进入议会拒绝任何行政职务，他说，只当个作家就好了。
2012年11月3日
书房里，窗外是森林，熟透的金黄色。
我们几个人围坐，有作家龙冬、央珍夫妇，朋友毛然、小晏夫妇，小金，徐晖和我。
克里玛坐在木制转椅上，记得每次他都坐在那把椅子上。
我们说着中国出版的赫拉巴尔和中国出版的克里玛；拿出景黎明和景凯旋两位教授翻译的中文版《布拉格精神》和《我快乐的早晨》，请克里玛签字，他说其实并没有写过《布拉格精神》这样一本书，是别人把他的文章编撰到一起的。
小晏说，我们一直在向您提问，我也想请您问我们一个您最想了解的问题；克里玛顿了顿，让每个人说说期待中的中国、中国的未来和变化。
他起身执意邀请我们喝点什么，说就沏我们带来的铁观音，说着就下厨房烧水，我们赶紧跟上帮忙把茶壶茶杯摆好。毛然和小金细心地介绍，从洗茶泡香，直到几泡之后，看到茶叶舒展开来……
我们争先恐后地说，特别希望有一天能在中国见到克里玛，中国的读者见到克里玛，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爱情、性、婚外情、宽容，是克里玛经常写到的内容，"一部分是因为这些曾发生在我和我太太的生活中，但是，后来我发现这是在我们这个国家几乎每个人都会遇到的问题"。那个时候的捷克，在政治上是没有自由空间的，"但有趣的是，看起来不会对政治产生威胁的性生活自由并不受到严加管制。"克里玛有过作家、诗人、知识分子的情人，但是，他有家庭观念。
我们和汉学家乌金老师聊天的时候，乌金老师也说到捷克作家瓦楚里克，有些小说不仅是真实的故事换了名字，甚至真实到可以对号入座，这样的写作会受到一些读者的攻击，但是，几十年过去以后，那些曾经真实存在过的人和事是否可以对号入座又有什么意义呢？而人们心灵深处的文字和性情留下来了。
朋友夏冰在微信圈发了一张超写实油画，并且附了一句感想，它存在的时候，大家还没有出世；它依然存在的时候，许多人已然逝去⋯⋯。
2014年12月9日
书房还是老样子，和上次、上上次拜访，并没有不同，书桌比过去杂乱。克里玛八十三岁了，还是老样子，我们给他看过去来拜访时候拍的照片，他问，那次自己是不是穿的同一件毛衣。
他说，现在不是每天上午都工作，到了这个年纪，不再给自己压力，是退休的人了。但是，有灵感有想法的时候，就会写作，只不过写的少了、写的慢了，超过下午四点钟就一定不写了。他慢悠悠地笑着说，不知道新写出来的小说会不会出版，他也告诉我们，这些年不断有新小说写出来，但没那么多，一年一部或者两年一部。
我们带给他刚刚获得2014年卡夫卡文学奖——中国作家阎连科捷克文版的《四书》，相信他已经有这本书了，于是，特意指给他看书上作者阎连科和翻译者李素的亲笔签名，克里玛很高兴，"那留下这本，把我原来的那本换给你们！"他拿着签名版走到书柜旁边，从摞着的几本书中抽出了已经翻看过边角有些轻微磨痕的那本。我们就聊到阎连科来布拉格领奖的时候，一起去看了赫拉巴尔和哈谢克的故地，并且许愿说，等阎连科再来布拉格，一定一起来拜访。克里玛指给我们看书架高处，书籍边上的角落里，有一尊黑色的骑在无头男子身上的卡夫卡雕像，那是2002年获得卡夫卡奖的奖杯，他笑眯眯的，流露着几分欣慰和几分恬澹。
不认识克里玛的时候，我们会不自觉地想象他是个传奇，坐在他对面，则觉得他更是一位可爱可敬可亲的长者，聊着两个国家的大感觉，也聊布拉格生活的小私事，享受着轻言慢语的下午。我们真心不想搞得好像"看望公众人物"那样，但几经犹豫，还是忍不住问可否拍些照片，其实每次都犹豫过但每次都这样问了，因为真的想发给朋友们，很多朋友都惦记着，希望我们给他带好。我们知道克里玛习惯这些要求，也习惯宽容这些要求，一当我们举起照相机，便停顿了谈笑，特意配合着注视着镜头。
他一再询问我们要不要喝点葡萄酒、咖啡或者茶，但我们实在不想劳累他，就一再推辞。他一边说我们在布拉格生活这么多年，应该讲很好的捷克语，一边善意地为我们讲不好捷克语寻找合理的理由，一如对于非斯拉夫语系的人来说，捷克语是很难的语言，又如他也有其他的朋友多年来在一个非英语国家却一直使用英语生活；于是当说起我们的两个小孩都从托儿所学会了捷克语，从上学起就和捷克孩子一样上课，克里玛满脸呈现着为了我们的欣慰。孩子上学这些年，总体上没有感觉到被当作外乡人对待，除了偶尔个别的小事情，克里玛说捷克人应该是这样的，总体上没有排外的情绪，也不关心遥远国度的是非，除了对俄罗斯会多点关注，因为距离近、纠葛多，因为民族的、历史的和现在的关联。
他说，对于自己，别人笔下的自己，以及翻译中的自己的作品，总有些误会或者错误，有的甚至背离了原来的意思，过去发现这些会很气愤，现在不了，这些错误总会存在，总归无法避免。于是，我们也顺便说到英文的莫言和中文的克里玛，当然，翻译所遵循的原则，是另外的问题。我们听《我的疯狂世纪》译者刘宏说过，她希望尽量尊重原文尊重捷克语的特点。
克里玛听说我们每年会返回中国两、三次，感叹着那是件很昂贵的事情，不过，如果是出差视为工作费用公司成本，另当别论。中国很遥远，克里玛喃喃地念着，我们没有马上跟进再说真心希望他能来到中国的愿望，这样说有点虚伪的客套。之前朋友表达过这个愿望，已经又过了两年，我们不知道克里玛是不是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去看看中国，我们也不知道怎样才有可能促成这件事情。
他说真是遗憾，你们也没有喝点葡萄酒、咖啡或者茶；但是，我们晒了书房里的阳光。他说写慢了，写少了，写老了，我说，但写到了八十岁的境界，这话并不是对长者的恭维，而是对才华、经验和时间的敬畏。
一边说着一边下楼，老先生自然地从衣架上摘下我的大衣，举在我身后，帮我穿起来。这是布拉格今年入秋以来最冷的一天，有了初冬的气息。户外的凉风吹散了书房里温暖，我们不由得感慨，虽然不易察觉，克里玛的语速和动作已经比过去迟缓了。 穿行在布拉格的街巷路上行人匆匆，伏尔塔瓦河水在流淌，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和这座城市已经有了多年的牵挂。
赫拉巴尔生前住的地方，和我们家不远，如果进城都要乘坐十七路电车，说不定，曾经在车上擦肩而过，但是，当我们了解到这位作家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于是，我们只能在他的林中小屋，他的金虎啤酒馆，和最后陪伴了他十年的伙伴们追忆往昔。
我们曾经想访问哈维尔，但总是不够自信，担心自己没有准备好，以及忙着谋生就总想着等忙过了这阵子，再去和他办公室秘书沟通，结果，眼看着哈维尔艰难地度过每个冬天，终于没能挺过2011年，留下了遗憾。
朋友们说，你们住的那么近都在布拉格，一定要抽空多去看看克里玛。
2016年10月9日
阎连科再次来到布拉格，参加作家节，我们如约和他一起，坐进克里玛的书房。
从花城出版社的"蓝色东欧"系列说起，花城出版社的朱燕玲一行，也终于在夏天来到布拉格，拜访过他们丛书最重要的作者之一——伊凡•克里玛。
阎连科说，其实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布拉格精神》流传很广，克里玛可能想不到这本书的影响有多大。他看过很多研究卡夫卡的文章，感到《布拉格精神》中的《刀剑在逼近》最好，里面谈到了卡夫卡写作和生活的关系，但是，找不到卡夫卡阅读和写作的关系，而他对这个问题特别着迷。
克里玛沉吟着，"谁影响了卡夫卡呢？"他过去是知道的，但是，现在忘记了。
"昨天读昆德拉，今天读克里玛"，当年在那个刚刚好的年代，虽然中国当时还没有加入"世界版权公约"，但如果那个时候哪位翻译家碰巧遇到克里玛，也许就是克里玛在中国家喻户晓。
"我没有办法做任何努力，这不是我的工作，我有经纪人，他在德国，他离中国这么远。"克里玛半开玩笑地说。
"昆德拉是很好的作家，他的作品对读者有吸引力，他世界闻名。但是，作家、作品，我想这就是作品的命运问题。"
"有多出名没什么所谓。我很高兴很满足我的作品翻译到中国，而且，在中国有很多读者，这就足够了。"
"这些读者都是热爱文学懂得文学的读者，我想这更加重要。"
克里玛没有去过中国，他已经多次表示过自己太老了，还是聊起这个话题，他说，"是很遗憾，中国是个很有趣的国家。但不管怎么说，对比长途旅行。我更想坐在这里，看着窗外的树林。"
我们惊讶地发现一个有趣的对比，这两位作家在年龄上相差将近三十年，克里玛已经有三十年电脑写作经验，上世纪八十年代，也就1980年代初，他得到第一部电脑。阎连科，到今天为止，还一直用笔写。阎连科每一部书会用尽一支笔，一支笔用尽，刚好一部书写完。
克里玛说，已经真的不再写作了。"我快满八十六岁了，人应该选择一个时间决定结束写作。这个岁数已经不可能写到比过去更好。我每天给朋友们写信，每天要写两、三封信。"
"我看了马尔克斯最后一本小说《苦妓回忆录》，还有米兰•昆德拉《庆祝无意义》，他们都很伟大，但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止写作。如果不选择一个正确的时间停止，就开始生产越来越差的作品。这两位都在最后写了一生最差的小说。"
"这很常见，但是对于作家来讲，很难选择一个正确的时间停止，因为作家不会干别的，只会写作。"克里玛对同行充满理解。
"所以，我觉得当你觉得不如过去写得好，就停止，这是很明智的。"
"这取决于不同的人，你应该知道什么时间对于自己是正确的，有的人五十岁，有的人六十岁，有的人七十岁，我们捷克还有个有名的画家——库宾，他收集民间故事和传说，在七十岁开始写作。"
告别之后，阎连科还在叨念，克里玛说的很重要，也在提醒自己，应该想想选择一个对的时间停止写作。
后记：
2017年11月19日，我们陪同中国作家苏童拜访克里玛，苏童写了《拜访伊凡•克里玛先生》，刊于《十月》2018年第3期。
2018年6月4日，我们陪同中国学者景凯旋参加捷克笔会的例会，克里玛到场。6月11日，我们陪同景凯旋到克里玛家里拜访。景凯旋写作了《对话伊凡·克里玛：让意义的光，照亮这个世界》。
2025年10月4日，伊凡·克利马去世，享年94岁。